“我们并没有太高贵，我们也没有太浅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平等的时空里，经历着相似的喜怒哀乐。旅行能带给我们什么？可能就是让我们放下很多东西，去看见世界另外一些角落里，那些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南极的春天，气候多变，吕强乘坐的“乌斯怀亚号”在南大西洋海面上不断摇晃。刚登船的头两天，他一直在吐。记忆中为数不多的海上乘船旅行，还要追溯到童年和父母一起去烟台、威海。而这一次，他独自上路，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航行持续22天。我们相约在当地时间晚上11点通话，因为担心灯光吸引海鸟撞船，船舱里所有窗户都被紧紧遮住。夜色沉沉，旅客大多已潜入梦乡。安静的船舱大厅内，吕强依靠所剩无几的卫星流量，传来远方的旅行故事。最初认识吕强，是因为他人民日报社前驻非记者的身份。受到某种“爱玩”天性的驱使，他在非洲大陆上空“画三角”一样地飞行，在1123天里走过3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试图理解这片被许多人视作“野生动物园”和“落后博物馆”的遥远大陆。《尼罗河开始流淌》
吕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2024-1
《尼罗河开始流淌》是吕强第一次接触旅行写作。站在人们所宣称的尼罗河源头，他看见碎石堆起的小岛上，19世纪欧洲探险家溯河而上的身影，那是后来殖民者无比好奇的“最黑暗的非洲”。圣雄甘地的骨灰长存于此，卢旺达大屠杀遇难者的尸体顺着卡盖拉河漂向维多利亚湖。但并非只有混沌的血腥，这里也有和解——吕强也见证过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旁代表交战中的祖国宣告“和解”，古老而神秘的猴面包树，和头顶闪烁的满天繁星，一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苦难与希望。来到非洲后，吕强才开始认真学习拍摄星空。南非萨瑟兰德的无人旷野里，他攀到车顶，避开月光和人造光源，唯有野鹿的瞳孔在周围闪光。他轻按快门，等待长久的曝光，留下与银河的完整合影——必须“极尽一切的黑，去捕捉亿万光年的聚汇”。乌干达金贾“ 世界最长河流尼罗河源头”牌子旁，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吕强面前宣布他们国家的“和解”。（图/受访者提供）
在非洲人的传统概念里，时间以事件为导向：12月是水源短缺的旱季，便叫作“给叔叔找水”月；丰收的5月则被称为“耳边听闻粮草声”。那些尚未发生的事都被归入“无时间”里，因此未来并不在场，时间向后而非向前移动，“现在”只能由“过去”标记。此时此刻，吕强在一段行进的旅程中，回忆一段过去的漫游，感觉像是身处两个平行时空。离开非洲最南端后，他于大约半年前从美国出发，一路向南，在美墨边境偶遇落日下狂欢的交响乐队，追寻着马尔克斯和“毒枭”的脚步来到哥伦比亚，然后奔赴世界最南端的大陆。从此，对于生在广西的他，“南方”除了炎热潮湿以外，又增添了冰冷的气息。海浪将“乌斯怀亚号”推过时区线，时钟的指针从11点回到10点，我们庆祝又“赢得”了一个小时，来讲述过去和现在路上的故事。以下是吕强的自述（内容经修订）：2018年4月29日，经过22个小时的航班加中转，我终于降落在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之后三年时间里，我数十次从这里起飞。但在当时，我对非洲的了解仅来自于出发前恶补的几本书和几部电影。去非洲算是误打误撞。出国前我在人民网当主持人，碰上人民日报面向报社所属机构招驻外记者。我更想去中东，还特意写上“服从调剂，愿意去艰苦地区，比如叙利亚分社等”。最初选择学新闻，就是因为向往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去经历战争与人性。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去的地方是朝鲜。十年前，旅行攻略还没现在这么普及，我就一个人跑到丹东，挨个找旅行社问能不能去。后来，我又去了伊朗、古巴、以色列……具有冲突感的现场始终吸引着我。由于我是第一次驻外，又不会阿拉伯语，报社领导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南非的非洲中心分社。当时我一心想出去体验驻外生活，很快就答应了。非洲对我来说是绝对的“新大陆”。大部分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非常两极化的，国内报道中的非洲是“粉色的存在”，主要呈现中非友好、共同建设、讲究兄弟情谊。而在大众层面，人们对非洲的态度是猎奇的：贫民窟、动物大迁徙、落后窘迫的生活，去非洲搞钱、赚第一桶金，这些才是互联网上的流量密码。必须承认，我报名基贝拉“参观贫民窟之旅”时，一方面是对这个媒体口中的“非洲最大贫民窟”抱有猎奇心理，另外还有一种“虚荣”在作祟，许多驻非记者都把探访贫民窟当作必要履历，贫民窟或许是除了战场以外，最能“展现”世界复杂、记者情怀和人性道义的地方。两个小时的徒步游览，我安全地走完了既定路线。导游告诉我，再穿过两个街区，就是更危险也更真实的基贝拉，但他不能带我去。稍微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游览项目的部分收入，会捐助给当地社区。所以我在书里写这部分内容时，其实怀着特别纠结的心情，既担心会加深读者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又担心会不自觉地将贫穷“浪漫化”。在非洲，除了“参观贫穷”，人们也在“参观灾难”“参观奇观”，可参观之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确答案。后来我告诉自己，只有走进去，才能看见，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和“最极端的被凝视对象”之间，去看见这片大陆上具体生活的人。看见是一切思考和改变的开始。长久以来，非洲常常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我们谈论非洲时，只会觉得那是一个黑人居住的地方，一片模糊不清的远方。肯尼亚是非洲，加纳是非洲，南非也是非洲。我在卢旺达遇到一位中国主播，她说那时80%的“非洲博主”都待在卢旺达，因为这里相对安全，拿着手机在大街上直播，不用担心被抢。但主播间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为了让网友觉得他们分布在非洲各个角落，大家不会点明自己具体在哪个国家，而只含糊地说“在非洲”。很少有网友会发现这个小小的“谎言”，就像许多人不知道非洲一共有5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国家的大陆。出发外派前，我曾下决心要走遍非洲所有国家，但哪怕我每个月都疯狂出差，直到三年后离开非洲，我也只去了其中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不少还都只是浅尝辄止。很多时候还没准备好就去了，总让我觉得有一种亏欠。南非是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家，我租的公寓在约翰内斯堡北郊一个叫“四条路”的地方，小区四周是高耸的围墙、刀片铁丝网和电围栏，门口有安保公司重型皮卡保卫。但其实南非的现代化程度很高，很多人认为它曾是发达国家，是一个“很不非洲”的国家。而当我如今再次回忆非洲，最先想起的还是基加利山谷里的“盏盏星辰”。我曾在一篇旅游推介里读到，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每家每户夜里都会给1994年种族大屠杀中的遇难者留一盏灯。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我在一个圣诞节的凌晨升起无人机。说实话，灯光并不璀璨，远远比不了上海、纽约、巴黎的都市夜景；但在电力匮乏的非洲，亲眼看到“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来”，那个画面就像非洲的现状，经历了灾难和涅槃，仍尚存希望。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夜景，“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来” 。（图/受访者提供）来非洲前，我迷恋太阳，喜欢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写的诗句：“我来到这世上，是为了看太阳”。但现在我爱上了看星空。南非限电频繁，停电的夜晚，坐在窗台看星星成了我打发无聊的方式。也是到非洲后，我才开始认真学习怎么拍星空。必须先查阅银河的方向、起落和月升月落的时间，避开月光和一切人造光源干扰，找一个足够黑的地方，立好三脚架，按快门，长曝光30秒，尽力捕捉天上星斗的光芒。我原本想的书名叫作《大地有星辰闪烁》。黑夜是非洲的本色，似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会被当作太阳或月亮，但它们都是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有各自璀璨的理由。外派非洲的三年里，我首先是记者，其次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最后在工作间隙，因为我很爱玩，又变成一个旅行的人。开始写《尼罗河开始流淌》之后，这三种身份又颠倒为旅者、拍者、记者。我更希望以纯粹旅行者的心态书写非洲，记者的身份肯定带给我一些优势和资源，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镣铐和束缚。我也想过彻底剥离记者的一面，不去写通过工作接触到的内容，后来发现难以实现，因为中国在非洲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在非洲期间，我并没有想过要把这1000多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真正接触旅行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才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越写，越觉得艰难。时间久远，很多细节都没记下来，只能努力打捞，再整理成可阅读的文字，原本计划4个月成稿，结果拖了一年多。也多亏了之前“扫街式”的拍照习惯，能让我在写作过程中按图索骥地找回记忆。书里的很多场景，都是我一边翻相册，一边用文字构图重建的。一段文字，就像一张照片，有它的前景和后景。南非约翰内斯堡，贫民窟与富人区的“一街之隔”。（图/受访者提供）第一位单人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柏瑞尔·马卡姆，在《夜航西飞》中回忆了她30年的非洲生活。她写道：“故事可以从上百个地方开始，因为存在着上百个名字：姆万扎、塞伦盖蒂、南格威、科摩罗、纳库鲁……在记忆中故地重游，这些地名就是钥匙，开启一条条通道，这些通道已在脑海中被尘封，而在我内心却依旧熟稔。”今年6月起，我从美国一路向南，由圣地亚哥穿越美墨边境，途经中美洲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拿马，这些都不是我计划中的目的地，原本想的只是抢一张便宜的Last minute船票去南极“打卡”，但总觉得“来都来了”。一眨眼三个月过去，我才发现竟然连南美洲都还没到。墨西哥蒂华纳，美墨边境附近的演奏乐队。（图/受访者提供）哥伦比亚是我抵达的第一个南美国家，这里是大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小说中的马孔多小镇真实存在的土地；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老巢”麦德林，如今成了美洲数字游民的聚集地，咖啡厅里都是抱着电脑工作的年轻人。我心里想着行程“来不及了”，脚下却舍不得走，在哥伦比亚又足足待了一个月。从报社裸辞后，我的目的地不再由采访任务驱动，旅行变得更加随性。我的拉美之旅仿佛受到冥冥中某种牵引。从世界地图上看，拉美就像非洲隔着大西洋的镜像。我驻外期间的两次长假，一次去了埃及旅行，另一次则去了古巴和墨西哥。我现在乘坐的“乌斯怀亚号”改装自20世纪70年代起服役于美国海洋局的科考船。船长来自阿根廷，他唯一一次和我们一起下船是登陆南乔治亚岛的古利德维肯。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南乔治亚也是英国和阿根廷的争议领土。当大家都在参观博物馆，用英文阅读历史上英国如何赢得战争时，船长带着几位船员，在港湾另一侧的公墓，找到这里唯一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敬上杜松子酒。吕强乘坐的“乌斯怀亚号”停靠在南乔治亚岛。（图/受访者提供）我问一位船员，不会觉得有点怪异吗，一群阿根廷人，带着游客去参观本应属于自己祖国的土地，博物馆里没有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只能默默在旁祭奠。他回答说：“我对战争没有兴趣，这可能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结局，但我还是会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国家的人。”船上的60多名乘客来自世界各地，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不过其中没有非洲面孔，能找到的非洲元素只有船尾挂着的一面多哥国旗——船只挂靠在非洲小国的公司之下，交的税和海运费比较便宜。亚洲人一共有五个，其中两个说来自香港，一个来自台湾，还有一个从纽约来的大爷。自我介绍突然从国家降维到地区、城市，于是我也只能说自己来自北京。我们正在前往的南极，是一片没有主权国家的净土，但好像这艘船上的所有人，依旧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关于国家、关于历史，也关于身份认同。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驻外，我都会回答，因为我太爱玩了。为什么选择当自由职业者？答案也是太爱玩了。“爱玩”是我想要出去看一看的原始动力，所以我并不排斥成为一名“肤浅”的游客。很多旅行作家、记者对如今社交媒体上网红打卡、强攻略式的旅行方式嗤之以鼻。作为曾经的驻非记者，我也不用操心怎么订便宜的机票和酒店，只要符合单位标准就可以了，但这其实是一种“特权”。当我脱离机构，成了完全自负盈亏的旅行者，我发现我不得不去看这些攻略，它告诉我怎么订车，怎么安排行程，怎么规划路线才能不走回头路，确实能省很多时间和金钱。旅行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只是走在不同的线路上而已。我并不觉得写了一些旅行的文字，就意味着我的旅行变得更加高贵。有时读一些旅行文学，能感到文字背后的作者并不太轻松地在旅行，似乎总有一种义务，需要对当地指点一番，讨论一下社会该何去何从。当然，我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这么做。《尼罗河开始流淌》是我的第一本书，我还在学着如何成为一名旅行作家的过程中。一个变化是，我的旅途更“忙”了。一方面我迫切地想把看到的都拍下来，这次出门我带的一块4T硬盘，都快被照片和视频塞满了。另一方面我又想和旅途中遇到的人更深入地交谈，跨越语言的障碍，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玩着玩着，我会突然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累，不如就打个卡、参观一下好了。但夜深人静时，当我再回头整理那些照片，在备忘录记下那些与陌生人之间的谈话的时候，我会想这大概就是旅行意义的所在。在塞内加尔采访时，吕强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一直在路上的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浅薄了。之前我参加过一档演讲类竞技综艺，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只能去讲别人的故事，或者形而上的内容。我渴望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但我身上没有，我只是一个按部就班成长、考学、工作的普通人。我想象着，让旅行填充人生的阅历，让世界丰富浅薄的自我。正如我曾经想象过，身处战争现场，穿上防弹衣的那一刻，自己也就成了一个有力量、有故事的人。阿根廷是我抵达的第70个国家，遗憾的是，旅行中需要确认的那个“自我”依旧模糊不清。但现在我已不再执着于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开始慢慢承认，有些人的角色就是记录者，讲述他人的世界已足够动人，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34岁生日当天，吕强登陆南极洲。（图/受访者提供）我们船上有一位23次探险南极的前阿根廷舰队成员。某天晚上，他自告奋勇和全体游客分享他的经历，还准备了PPT。但那时我完全没有心思听他激昂的讲座，因为我身旁坐着一位令我更好奇的老人。从上船起，我就注意到他腿脚不便，经常独自行动，呼吸也有些困难。在简单的交谈中，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人，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迈可。我立刻拿出手机搜索，发现他父亲当年和白求恩同船到中国燕京大学任教，是把无线电带到延安的第一人。而我身边这位79岁的老人，出生在中国，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生活在澳大利亚，曾是一名物理学家，后来成了派驻过智利、老挝、委内瑞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肯尼亚的外交官。很难形容看到这些信息时我内心的震撼——同船的一位长者，垂垂老矣，竟然是一位英国男爵。尤其是当我知道，他1945年出生在延安窑洞里。我觉得，他的生命中应该有过堪比探险极地的惊涛骇浪。我想借用《夜航西飞》译者的一句话：任何作品，或许都只是短暂的逃离。可能你正在阅读一个不复存在的非洲，合上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你知道，曾有过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世界、那样的信念、那样的人。我们并没有太高贵，我们也没有太浅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平等的时空里，经历着相似的喜怒哀乐。旅行能带给我们什么？可能就是让我们放下很多东西，去看见世界另外一些角落里，那些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